​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因此这些机器设备可以补充苏联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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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

原标题:精明 | 苏联放弃德国50亿战争赔款 却只要了一样东西

原标题:此人一役输掉苏军50万精锐,斯大林大怒,不顾众人劝阻将其处决

来源|人民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今日关键字其二

如果职场上面临这样一个难题:眼前有两个人才,一人业务能力没得说,可以说是相当强悍了,就是脾气不太好,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甚至连大老板都敢冲撞;另一人能力看上去也不差,关键是他懂得审时度势,左右逢源,跟同僚们相处融洽,受到一致好评。要从这二人中挑选一人重点培养,你会怎么选?笔者猜大多数人已经偏向于后者了,20世纪20年代末,苏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

作者简介: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

阊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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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死伤最严重的的一次大战,颠覆了当时的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作为挑起二战的德国,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一度称霸欧洲,就连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就抵抗了7个星期就投降了,法国的牛皮吹破了。

虽说苏德战争初期的苏军,因为军官素质和战术战略僵化而吃了大亏,但实际上,苏军并不是主观上的落后,相反,他们在对先进兵种和武器的接受上颇为领先。20年代末期,图哈切夫斯基便富有前瞻性地预见了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霸主地位,在他的主持下,苏军组建了2个坦克团。可以说,这俩团算是宝贝了,图帅必须将它们交给值得托付的人,挑来选去,最终选了两人分别担任两个团的团长,其中一人是德米特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巴甫洛夫,另一人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朱可夫。

赫鲁晓夫等人为斯大林守灵(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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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不必多说,此人就是个工作狂。当年从军校毕业时,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列宁格勒一带的实地情况,居然拒绝乘坐火车,骑马把沿途走了个遍,一边赶路一边实地勘测,足足走了七天七夜。朱可夫的严谨让他掌握了一手过硬的军事指挥能力,但是他的严谨也同样让他对己对人的要求都太过严苛,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基辅战役前,斯大林就并不是很信赖朱可夫,朱可夫也是毫不给面子地当面冲撞顶头上司,不但丢了总参谋长的职位,还被发配到后方管预备部队。

在我国,一提到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往往就说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一步引申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作为二战欧洲战场上,伤亡最大的当属苏联,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损失了超过2000万的人口,欧洲领土几乎全部沦陷,然而在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却减免甚至最后放弃了可能接近50亿美金的战争赔款,按照苏联人的个性,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背后有什么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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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搞“非斯大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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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巴甫洛夫就不一样了,他非常注重与上下级维持融洽的关系,尽可能地避免与同僚们发生不愉快,当争执出现时,他往往都会主动让步,尽量给别人台阶下。巴甫洛夫擅长察言观色,审时度势,这让他在军中拥有相当好的人缘,不但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望,还直接获得了最高领袖斯大林的青睐。另外,巴甫洛夫也不是完全靠拍马屁上位,他同样经历了一战和内战的历练,戎马生涯早期也可谓是战功显赫,履历满满。

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联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亚?尼?雅科夫列夫也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原来不是斯大林傻了,而是打着另一个如意算盘:由于在战争中苏联最主要的工业基地都损失严重,许多机器设备都损毁了。然而斯大林是知道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强大,它们的机器设备经过战争的洗礼,效率好,技术也高,因此这些机器设备可以补充苏联的损失,苏联在战后能够迅速恢复国力,也是多亏了这些设备。

当时的朱可夫和巴甫洛夫可谓是“一时瑜亮”,但苏联高层偏谁向谁也是一目了然。两人几乎是同时接触装甲部队,巴甫洛夫却获得了参加西班牙内战这个宝贵的“镀金”机会。回国后,巴甫洛夫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表彰,还被任命为苏军坦克装甲兵总监。不久,巴甫洛夫与朱可夫一同晋升为大将,但后者的风头显然已被压过。

当然,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和简要的。当时苏联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赫鲁晓夫面临很多难题。怎么解决?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他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而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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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非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1953年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除了揭露和处理贝利亚外,还包括批判个人崇拜和讨论经济问题。但到1953年底,并没有以苏共或其他组织名义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批评仅在党内上层内部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公开点名批评也不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才开始的。1954年赫鲁晓夫在滨海边疆区对包括渔船船长在内的当地积极分子的一次讲话中,“他对斯大林时代讲了一段很尖锐的话……当时他说:党当前面临着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1955年,赫鲁晓夫在一次农业问题的会议上也公开地批评了斯大林。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因为:第一,1954年到1955年间,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过程中,调查出来的大量材料证明,在苏联搞大清洗和恐怖的核心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因此,再要把一切罪责推给贝利亚已难以自圆其说了。第二,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是公开进行的,全国各地很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前政治犯参加了,这对推动反对个人崇拜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由于平反工作进展缓慢,集中营里还有大量的政治犯,当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医生谋杀案”和“列宁格勒案件”被平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时,大量政治犯强烈要求尽快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暴动。第四,对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苏南关系,苏共把责任推给贝利亚,引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主要责任在斯大林。苏共领导亦感到不批判斯大林,就难以与其他兄弟党关系正常化。

当时德国的军事工业在欧洲名列前茅,克虏伯军工厂更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兵工厂,尽管战争后期德国本土遭到了盟军轰炸,但是其工业仍然保持强大的生产能力,比如说在1944年,这一年德国生产的武器装备足够装备200万人的部队(只是因为运输能力不足,很多装备都堆在火车站里),正是因为如此强大的工业实力,希特勒才有底气和欧洲叫板。

1941年1月,苏军举行了一次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装甲兵作战推演,以“老好人”著称的巴甫洛夫却无论如何也忍不住,与朱可夫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不但弄得自己灰头土脸,还在苏军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原来,朱可夫在演练的过程中敏锐捕捉到了对手战略部署中的漏洞,临时更改计划,一击毙命。巴甫洛夫输得很惨,面子上大概挂不住,便向上级告状,称朱可夫擅自修改演习预演,是违反纪律的行为。

在上述情况下,赫鲁晓夫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的开头指出:“斯大林逝世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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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也不怂,当场回击称自己这是救了巴甫洛夫一命,若这是换成敌人睿智的将军们,巴甫洛夫恐怕连命都没了。巴甫洛夫恼羞成怒,非但一个字没听进去,还骂朱可夫恃才自傲,卖弄才能。眼看冲突要升级,高层连忙出面把两人都批评了一通,此时才算被强硬压了下来。

赫鲁晓夫执政11年,推行的基本上是斯大林那一套

英美两国看到苏联人竟然不要战争赔款,只是要这些老设备,也乐享其成,虽然这些设备在美国人眼里不值钱(英美看重的是德国的海外资产如科技人才、专利权和设计图纸),却是苏联眼中的热饽饽。在得到了德国遗留的价值超过15亿美金的设备、接近30亿美金的产品和一部分技术后,苏联的火箭、飞机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它使苏联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这一点上不得不说斯大林还是很有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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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他执政期间推行的政策与路线看,都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更不能证明他全面否定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虽然今天俄罗斯经济不景气,但是在全世界武器市场中,仍占据了大份额市场,也侧面说明了苏联的军工技术的强大,这都是当年打下的基础。

苏德战争爆发初期,苏军最高统帅部曾多次发出通知,要求各大军区加强战备工作。巴甫洛夫对此嗤之以鼻,毫无准备。此时不难看出,备受宠信的巴甫洛夫已经有点有恃无恐,开始飘了。结果一开战,缺乏防守准备的苏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巴甫洛夫的西方特别军区更是惨上加惨。与德军交锋第一天,其账面实力强大的空军便全军覆没,制空权拱手让给德军。另外,德军抓住西方面军前后联系薄弱、缺乏预备部队的缺点展开猛击,苏军3个集团军损失惨重,支援又跟不上,50万大军一下便深陷德军中央集团军包围——这与当初朱可夫指出的漏洞如出一辙。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动……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作者署名:趣谈大历史,略有删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开战仅4天,苏联重镇明斯克就宣告沦陷。这位堂堂苏军大将只顾着逃跑,连自己跑到哪儿了都不知道。情急之下,最高统帅部派遣朱可夫寻找,最终在第13集团军司令部找到了失魂落魄的巴甫洛夫。1941年7月9日,明斯克苏军全军覆没,32万人被俘,德军随后便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整个白俄罗斯,这甚至比德国人预期的还要顺利。

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推行的主要政策与路线,基本上亦是斯大林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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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后继续推行斯大林长期坚持的优先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政策,对马林科夫增加对轻工业与食品工业投资的主张加以批判,迫使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辞职。

受到自己宠信又重点栽培的爱将居然输得如此窝囊,斯大林大怒;加上当时苏军兵败如山倒,需要树立一个典型,巴甫洛夫便与几名西方面军的将领一同被送到莫斯科接受审判。纵然巴甫洛夫做足了辩解,也有不少人为他开脱,称德军派出精锐和名将做了重点安排,无论换成谁都难以招架,但这都没能挽救一命。随后,巴甫洛夫以“叛国罪”被枪决,其死讯被传遍苏军各部,直到1956年才得以平反。如今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众口不一,有人认为他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自找的,根本不值得同情;也有人认为他罪不至此,不过是一只“替罪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赫鲁晓夫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苏联确定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时间表,赫鲁晓夫还提出,在两个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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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论,为此,上台后一直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在他执政期间,急于消灭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倡导下,大搞合并集体农庄。他在苏共二十一大还提出,到1980年,苏联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一直在进行改革,但并没从根本上脱离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仍是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虽在头几年取得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并没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度集中的要害。

赫鲁晓夫批判的是斯大林,而非斯大林主义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却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熟知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尔巴托夫指出:“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苏联)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美国)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后,当时不少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比赫鲁晓夫深刻得多。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是一种曾经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制度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的崇拜阶梯。”[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三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明确指出,要解决个人崇拜问题,必须改革“极端的中央集权形式”。(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陶里亚蒂言论》第2卷)由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未解决,后来,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来了。这说明在党内没有民主又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下,斯大林的不良品质很容易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正像有人说的“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

邓小平作出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决策时,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苏论战:双方都没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是在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出的。这正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时期。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实际上并没有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后来发展到中国的“极左”。总体上说,赫鲁晓夫不是右,而是“左”,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极左”对赫鲁晓夫的“左”。后来,又给赫鲁晓夫扣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的帽子。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际共运大论战:“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从哪方面说,有关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论点都是站不住的。那末,为何至今仍有人坚持这个论点呢?坚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苏联剧变归罪于赫鲁晓夫,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否定斯大林模式,批判其弊端,就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刘书林等
:《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把因果关系全颠倒了。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为了突破斯大林模式,不走苏联的老路,才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苏联特色,如果还搞斯大林那一套,中国必然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有些人至今不懂得苏东剧变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还有人断言,《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同时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地位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地认为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如此颂扬斯大林及其创建的苏联模式,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将误导国人,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我国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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